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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44节 西洋人


  且不说他们在感慨,而在南京城内著名的“南堂”里,油灯下,四名西洋和尚正在谈论着大明的新君登基对他们的影响。

  南堂,就是南京城内的一座高达20米的巴罗克式大教堂,有如同高高的穹庐,上面绘满了天使与天国的图景。内有三间大厅,五座圣坛。圣坛前方皆以栏杆围绕。教堂墙上挂的镀金方牌上或绘或写基督之事迹,天主戒条,直福八端,慈悲善行。

  南堂是新明允许耶稣会修建的大教堂,而西洋和尚就是神父,他们名字是汤若望、利类思、安文思、南怀仁,他们就在在中华大地上活动的传教士,希望让欧洲的天主教在中华落地生根。

  其中最重要的是汤若望(1592年—),字道未,德国人,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,天主教耶稣会修士、神父、学者。

 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、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汤若望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。他以虔诚的信仰,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,采取的是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,在明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。

  南怀仁,字敦伯,又字勋卿,西属尼德兰皮特姆(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)人,耶稣会传教士,清代天文学家、科学家,1623年10月9日出生,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,1658年到达南华,之后一路北上,经安南到中国南方,一个月前才到达南京,与前辈们汇合。

  这是一群可尊重的神父,因为他们为他们的理想信念而奋斗,也不回到欧洲,颇有一种“不成功,就成仁”的意境。

  他们在前明与新明传教,有过成功的例子,如明末重臣徐光启经过了洗礼,成立基督徒。并且当时皇宫里甚至有太监也信了教。

  还有南华的孙元化也信教!

  明代对宗教信仰没有严格管束,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不受限制的,但民间阻力很大,因为中华非常牛叉,看不起白皮,视之如“鬼”,如果哪个家伙与白皮好,别人就称那个家伙“事鬼!”

  所以,外国传教士当时走的是上层路线,并且改译教义炫技术迎合明人思想,很受当时欧洲正统诟病。一句话,传教难!

  如今在大明,新朝确定,四神父想的是能否有可趁之机?

  说起中国历史中的宗教,用包罗万象想必是毫不夸张的,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血液中就含有兼容并蓄的基因,所以除开本土化宗教道教、儒教之外,由外国传入的比如佛教、回教、喇嘛教在中国都能找到新鲜土壤。

  所以在大明,如果一个富饶人家办个丧礼,那道士、和尚、喇嘛、萨满齐上阵的是比比皆是,只有在中国这种极端的情况,每个宗教之间都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,有许多地方是三圣并立,即孔子、老子和佛祖排排坐,吃香香。

  亦即是红花白藕青荷叶,佛儒道三教原本是一家,这几乎是外国朋友们不能想象的现象!

  多神教的信奉在大明这边很明显,而在南华帝国那边则是信妈祖的占了九成,剩下的十成则是佛教,并不泾渭分明,信妈祖的很多南华人在佛诞节与观音诞时也是持斋,给佛祖与观音娘娘上香,非常和谐。

  天主教和基督教则是一神教,在中华大地上,他们想排斥其他宗教,难度可想而知!

  但四神父都是心志坚定之辈,决心迎难而上,他们决定想办法争取对新皇帝施加影响,以便传教!

  其实南堂的建立正是沾了中国多神教的光,由于多神教的信奉,南堂得以顺利建立。

  “我们把工作做细致一些,多向中国的民众传播圣教,不能光靠皇帝吧!”南怀仁初来乍到,对大明国情不熟,动问道。

  “我的朋友,你也看到了白天的一幕,这就是东方帝王的权势。在他的国度中,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们的尊严。他们的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,相比之下,我们的国王与中国皇帝相比就是渺小的引火虫和天上的月亮。”汤若望耐心地解释给他道。

  “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,但东方的上天并不是西方的上帝!”汤若望对于中国的‘上帝’与西方的‘上帝’间的区别了解很透彻,他写出了中国字的“上天”让南怀仁明白。

  “中国的每一个皇帝都自称是天之子。神灵也要得到中国皇帝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神灵。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。整个国家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,万众都是他的奴仆。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,其他的人,包括宰相在内,都是他的仆人。”利类思神父亦说道。

  安文思神父对中国国情也很熟悉:“是的,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,法国的路易十三出行时,身边带着‘瑞士百人警卫队’,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,殊不知中国皇帝每次出门,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一万人!”

  “在俄国,伊凡四世也召集由波雅尔、高级教士和封地贵族组成的缙绅会议来制定全国的政治经济政策;英国更在三百年前确立了议会制度,逐渐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惯例,国王无权擅自制定和终止法律;在法国,路易十三也无权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,而只能把自己瞧不顺眼的人送入巴士底狱。反观在中国,那些权力与中国皇帝根本就是连提鞋都不配。”汤若望说道。

  南怀仁明白了:“如果中国皇帝下一道圣旨,要全国传播我们的宗教,那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!”

  汤若望手拈胡须道:“孺子可以教也!”

  他说的是中国话,其他三名神父亦说中国话,他们在中国传教,都能说中国话。

  “问题是如何得到中国皇帝的信任!”利类思指出道。

  大家陷入了苦思中,财富?女人?荣誉?

  都一一被否了,最终南怀仁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出了一批手稿道:“或许把这些献给中国皇帝,我们会有机会!”

  南怀仁带来的手稿中有大数学家费马的费马大定理、费马小定理、求切线、求极大值和极小值以及定积分方法;还有克里斯蒂安·惠更斯,荷兰人,乃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、数学家,他的《双曲线、椭圆和圆的求积定理》、《论赌博中的计算》(关于概率论的科学论文),还有圆、二次曲线、复杂曲线、悬链线、概率的论著。

  众神父看了手稿,一致认好,于是,这些信奉上帝的神父们,就专心致志地研究起科学,打算把科学献给中国皇帝!

  当时中国间谍机关在欧洲也搜集类似的资料,但由于信息的不发达,间谍搞不到这些资料很正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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